徐秉金分析:“大众为什么要奥迪继续跟上汽进行合资呢?合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市场份额上更多分一杯羹,争取一个最大利益。那么上汽为什么愿意干呢?因为这种干法比我自己搞研究开发省事得多,人家拿来什么,我干什么;给我什么车,我干什么。这样见效快,对我的业绩有好处,双方一拍即合”。“但是在核心技术上,我们不但没法完全掌握,而且还要受制于人,因为很多汽车产业的知识产权都是别人的”,老先生颇有感慨地说。

　　他指出,目前最具实力的汽车企业集团,都是国家花重金,花大价钱培养起来的汽车厂,包括一汽、二汽(东风)和上汽。它们却将骨干企业拿出来去和跨国车企进行合资。“合资来合资去都成了别人的代工厂,这种状况再进行下去,那么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究竟怎么走?”

　　“如果再这样干,在合资30多年后继续走这条路,离不开‘洋拐棍’,中国的汽车工业就是死路一条。”徐秉金直言不讳地说。

　　在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奥迪“再合资”的报道后,中国经济网汽车频道收到大量反馈,其中不乏政府官员、业界领袖、专家学者和企业人士。2016年年底,在汽车业界常常以“老先生”自称的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徐秉金,委托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,对于奥迪与上汽“合资”,徐会长“有话要说”。

徐秉金

　　曾先后出任国家机电办主任、外经贸部部长助理、商务部部长助理等职务,并以敢说、敢为著称的徐秉金,也是参与中国加入WTO谈判的重量级人物。那么,这样一位既有政府背景,又有学者身份,几乎亲历中国汽车发展全过程的长者,到底怎么看待这一事件呢?

　　新年小长假过后的第一天,“老先生”利用出差的空隙,欣然接受了中国经济网汽车的独家专访。

　　让中方伙伴恶性竞争 奥迪则坐收“渔翁之利”

　　“奥迪跟上汽搞合资,无非就是想扩大其在华市场份额。”徐秉金开门见山地指出,但是,这将会让两个中方合资伙伴形成恶性竞争,而奥迪则坐收两者竞争的“渔翁之利”。

　　徐秉金认为,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汽车产销大国。面对如此巨大的汽车市场,跨国车企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市场份额,以此获取更大的市场红利。

　　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合资品牌之一,奥迪此次与上汽“‘再合资’的目的,就是为了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多分一杯羹,实现其最大的利益”,徐秉金略显气愤地说,“我认为这种合资除了追求利益,没有什么其他好处”。

　　徐秉金分析:“大众为什么要奥迪继续跟上汽进行合资呢?合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市场份额上更多分一杯羹,争取一个最大利益。那么上汽为什么愿意干呢?因为这种干法比我自己搞研究开发省事得多,人家拿来什么,我干什么;给我什么车,我干什么。这样见效快,对我的业绩有好处,双方一拍即合”。“但是在核心技术上,我们不但没法完全掌握,而且还要受制于人,因为很多汽车产业的知识产权都是别人的”,老先生颇有感慨地说。

　　他说,“你仔细考虑考虑,一汽奥迪都搞了这么多年了,你上汽为什么还要搞奥迪?有这个必要吗?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为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,而且没有长远观点。如果我们现在这些大企业的领导都是这种状态,中国汽车靠他们能行吗”?

　　离不开“洋拐棍” 中国汽车工业就是死路一条

　　“如果上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,继续跟奥迪搞合资,拄着‘洋拐棍’来发展别人的汽车”,徐秉金愤然地说,“我们只能是一步一瘸地跟着外国人的身后往上爬,这样我们永远不会长大,而且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汽车工业。”

　　徐秉金直言,跨国车企通过合资方式在中国市场获得最大的利益,这一点无可厚非。但是,“它们不会把自己辛苦努力研发的核心技术给你,它们的核心给你,自己靠什么吃饭?”所以,“汽车的核心技术必须通过自己去创造,自己去研发”,徐秉金指出。

　　徐秉金严肃地说:“现在我们的汽车市场整个是被外国人控制,我们话语权也被外国人控制了,议价权也没了。”他指出,目前最具实力的汽车企业集团,都是国家花重金,花大价钱培养起来的汽车厂,包括一汽、二汽(东风)和上汽。它们却将骨干企业拿出来去和跨国车企进行合资。“合资来合资去都成了别人的代工厂,这种状况再进行下去,那么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究竟怎么走,这是一个最严肃的问题”,徐秉金说。

　　徐秉金表示,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必须依靠自主汽车,依靠自主创新。“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、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在2011年给我们题词:‘自主创新——车魂’,就是从精神层面激励我们通过刻苦努力,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,培育出过硬的民族品牌”。

　　他强调,从上汽来说,陈虹说合资还继续谈呢,我认为,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真正的企业家,你应该立足于搞设计,不要躺在外国人身上,拄着‘洋拐棍’来发展别人的汽车。一味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”。

　　“如果再这样干,在合资30多年后继续走这条路,离不开‘洋拐棍’,中国的汽车工业就是死路一条。”徐秉金直言不讳地说。(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跃跃)

　　个人简介:徐秉金,曾先后在机械工业部、国家计委、国家经委工作,历任国家计委外事局副局长、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、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、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、主任,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、部长助理。长期代表国家工业系统参加中美市场准入谈判、GATT(关贸总协定)和WTO(世界贸易组织)谈判,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以及GATT和WTO的主要谈判代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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