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恩表示，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，以及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。

　　70年代下半叶，大众汽车集团在亚洲创建第二根支柱的考虑渐渐成熟起来。

　　在汽车业界，但凡谈到改革开放，谈到引进技术，谈到合资合作，谈到国产化……就不能不谈到德国大众。由此，记者也被一个“谜”一样的问题所困扰：早在40年前，当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对中国汽车工业说“NO”的时候，大众汽车为什么“不远万里，来到中国”？难道大众汽车是那个时代的白求恩吗？当然不可能，那又是为什么呢？

2018年12月16日，哈恩博士在北京接受经济日报-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 张宇星摄

　　其实，早在10年前，记者也曾有机会采访已然82岁高龄的哈恩博士，由于一道采访的记者要么：“希望对中国汽车企业的出口给予提醒和忠告”，尽管哈恩博士已经离开汽车业岗位20多年；要么对80年代末某一历史事件过于敏感而连续发问，导致采访时间过于紧迫，令“大众为什么来中国”的问题并未得到确切的答案。

　　在寻求答案、破解“谜”局的过程中，记者也并非一无所获。在哈恩博士所著《我在大众汽车40年》中，对于为什么要来中国投资有这样的表述：“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，以及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”。

　　文中写道：

　　“尽管这期间我们进行了多年讨论，但截至我1982年返回大众汽车公司那一刻，这个中国项目几乎未取得明显的进展。大家在原地踏步，纠缠于细枝末节，主要也因为大众汽车董事会这方面缺少必要的积极性。

　　而我认为迅速进入这个在我看来世界上前途最大的市场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。无论是中国当时的汽车普及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尼日利亚(每2500个居民才有一辆轿车)，还是人均的低收入，都不能阻碍我的决定。按平均购买力来衡量，我们将私人轿车普及的最低门槛定在人均年收入4000美元左右。中国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，但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，以及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。”

　　当然，在此次向哈恩博士当面求证过程中，记者所提问题也并非主观臆断。其中，第一个：迫于内外部形势，“不得不做出到亚洲投资的选择”之说，是来自日本汽车界人士的看法，也并非完全是出于诋毁或其他恶意。此次提问哈恩博士，当经济日报-中国经济网记者说出这一说法的出处，引得现场一片笑声。而第二个：“抵制和对冲日本车企，为此就把战线前移到亚洲（最早是想在韩国投资），前移到中国”之说，则是有哈恩自己和自己人的“佐证”。

2018年11月20日，哈恩博士在其下属和朋友（哈恩博士现场语）马丁-波斯特所著《上海1000天——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》的照片页签名。

　　在上海大众首任德方总经理马丁-波斯特的《上海1000天——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》中，就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“哈恩博士早就清楚地看到中国是大众21世纪的市场。故此，当他于1982年从患病的前任托尼-许牧克手中接任大众董事长席位之后，便有目的地推进与中国人的谈判。在他的一手“导演”下，那些更确切地说是“偶然”与中国人开始的会谈得以加速。其战略远景为：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在东南亚地区设立一个“桥头堡”，对抗那里的竞争对手——日本人和韩国人，以便成功地被市场所接受。”

　　波斯特写到：

　　“几个月之后，即1985年11月，哈恩博士要求：“为了把日本人排挤掉，我们必须大量国产化。中方必须与我们合作，而不是同日本人。”我们起草了一份重点工作清单，什么零件放在哪个阶段可以由哪些配套伙伴国产化。”

　　同样是在《我在大众汽车40年》中，哈恩博士也谈到：

　　“70年代下半叶，大众汽车集团在亚洲创建第二根支柱的考虑渐渐成熟起来。当同韩国的接触无果之后，我们就在我的前任托尼-施米克尔领导下于1978年年底在中国进行了最早的会谈”。

2018年11月20日，在长春龙嘉机场，哈恩博士与经济日报-中国经济网记者合影

　　请注意，这里有大众汽车“第二根支柱”的提法。“第一根支柱”毫无疑问是大众汽车所在的欧洲本土市场，那么，亚洲市场也就成为大众汽车在当时最优先的战略之选。这也许才是大众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真正原因吧？（经济日报-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宇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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